爷爷和党章的故事

宋畅

  1928年7月，我的爷爷出生在吉林省官地镇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里。听奶奶说，他建国前就参加了革命工作，后来担任过林场的检尺员、统计员、贮木场场长、生产科科长、营林科科长、副局长、党委副书记、局长等职务，是位地地道道的老党员。由于多年的革命工作经历，让爷爷逐渐养成了抄写、搜集《党章》的习惯，久而久之就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“党章迷”。

  爷爷是1956年入的党，那时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共八大章程，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制定的第一部党章。再后来，69年、73年也分别修改了两次党章。文革结束，改革开放刚刚起步，正值党的十二大召开，用的是十二大版本的《党章》。当时《党章》的印发数量是很少的，党员们学习之后都要交回给组织保管。爷爷怕记不住，就用了几个晚上的时间把《党章》全部抄了下来。那时候生活艰苦，物资匮乏，没有精美的笔记本，爷爷是用钢笔将《党章》抄在草纸上的。最开始他把《党章》放在枕头下面，不让任何人碰。后来他担心被压皱了，又把《党章》转移到柜子里、箱子里，可想而知《党章》在他心里是何等重要。

  工作中，爷爷时刻以《党章》的规定严格要求自己，他处处以国家和企业利益为重，始终保持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作风，从不会以权谋私。记得奶奶曾说过，当时妈妈要调转工作，爷爷明明是可以利用当时的关系帮妈妈调离原工作单位，但是他没有，母亲没有办法，也只好按照组织程序任期满后才调离原单位。爷爷说：“我手中虽然有权利，但是那不是我们家的权利，更不是我一个人的权利，你们都要记住，我作为一名党员，就要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办事，你们也一样。”这是我听过最好的家风教育。

  离休后的生活，爷爷更是少不了党章的陪伴，每一次《党章》修订后，爷爷都要抄一本，从草纸到信笺，再从信笺到笔记本。后来，国家渐渐富裕起来，每次《党章》修订后，每个党员都能领到一本新《党章》。家里人都知道爷爷喜欢《党章》，父亲和叔伯们只要看到书店的《党章》，都会买回去给爷爷。爷爷看到红色封面的《党章》，轻轻抚摸着封面的党旗，嘴里念叨着：“这个书质量真好，党旗真好看……”爷爷非常珍爱那些《党章》，只要能买到的版本，哪怕是复印版，家里人都尽量给他买。

  日积月累，爷爷的《党章》有足足一箱子。爷爷为每本《党章》制作了一个书签，在上面备注会议时间、会议地点、出席人数、会议背景、中心议题，以及每次党代会之后《党章》所作的内容修改。至今还能记起爷爷存放《党章》的那个箱子，蓝底白色印花，在我看来那不只是一个箱子，而是一名党员坚定的信仰。爷爷把那些《党章》摆在家里最显眼的位置，只要家里有客人来，他都会拉着人家去看他的《党章》，给人家做“解说员”。

  那一年，堂姐带男朋友回家，爷爷指着他抄写和收藏的《党章》对他说：“六大之前的《党章》，大多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制定的，七大之后的《党章》都是中国共产党自主制定的。这就像一个人，也是逐步走向成熟的。”我在旁边听了大吃一惊，原来爷爷对《党章》的理解比我们想象的要深刻得多。他把《党章》的发展和个人的成长结合起来，那是我听到的最好的爱国主义和人生观的教育。

  离休后的日子，每每跟以往的老同事、老朋友一起在遛弯，爷爷也会时不时地和他们探讨、学习党章，说到细节处，爷爷肯定是当仁不让，给他们讲解。再后来，爷爷年纪大了，眼睛也看不清楚字了，我们就把最新出版的《党章》内容做好录音给他，他每天听着《党章》在阳台上晒太阳。

  直到2009年秋天，爷爷已病入膏肓。弥留之际，他在病床上仍然在听《党章》的录音。爷爷的一生坚持原则、严格要求自己，对人热情、团结同志，他对党的虔诚，对《党章》的执着，影响着家里的每一个人。

  他的一举一动，诠释了一名老党员对党的无限忠诚和热爱。